东汉三国佛事考
东汉三国佛事考 佛法传入中国,起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梦感西方有金人(即佛),故 在其在位时期向西域各国寻觅圣法。
考察这一段时间的事情,我们知道,东汉明帝派出使者蔡愔出使。
终于取回了《四十二章经》这部重要的经文。
并邀请了西域名僧摄摩藤来华。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书可查的来华僧人。
(出自《魏书·释老传》、梁慧皎的《高僧传》) 到了东汉晚期,佛教已经流入宫廷贵族阶层。
而桓灵二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皈依我佛的皇帝(出自《后汉书·襄楷传》)如“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祀.....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俗去奢。
”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却是三国志---吴志中所提到的徐州笮融。
这个笮融乃是土匪出身,但是却供奉佛事。
“笮融者,丹杨人。
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
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
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
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 这里提到了一个关于佛教的节日---浴佛节。
而佛教在当时的贵族扶植下已经可以举办大型社会活动,不能不说是佛法始兴东土啊。
且信奉者可享受一定的特权---即减免一定的徭役。
而且建造了有历史可查的第一个佛阁,居然能容纳三千人,不难想象当年的盛事。
而东汉最早译出的经文乃是《四十二章经》,这部经文属于小乘的《阿含经》的简介。
由四十二段短小的经文构成,重要讲人生无常、爱欲之弊,是一部佛教入门的典籍,但从此开启我东土佛教之瑞端。
东汉时代的杰出名僧当推安士高和支娄迦谶。
前者是西域安息国太子,后出家,因为是皇族故称“安侯”,他在桓帝初年来华,共译经文34部、40卷。
影响最大的是《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汉灵帝末年,时逢战乱,避祸南海、会嵇一带,后不幸在街头被斗殴者误伤致死。
他的作品主要是小乘禅经和阿毗昙学,属于一切有部。
(这是小乘的一个派系)阿毗昙译作“论”,是对《阿含经》的论述。
这一学派经常分门别类的说明佛法,故称为“数法”,史称其为“善开禅数”。
《阴持入经》是阿毗昙学的主要经典。
主张修戒、定、慧来断惑业,脱离生死。
其中具有特色的是指出了人生的九品---即九种惑业:痴、爱、贪、惑、受、更(触)、法、色、恚(愤恨)。
并指出了相应的解脱方法。
倡导“修死”为当时的儒家、道家所指责。
《安般守意经》是小乘禅学。
即数呼吸出入来守住心意,使其不散乱。
因为很类似道家的呼吸引导之法,广为流行。
这一经文后得到三国时代的康僧会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
支娄迦谶,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
他译经主要以大乘为主。
最为著名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
但是由于系出大乘早期经文,《道行般若经》十卷属于小品。
但是此经文亦为般若思想在中国之首作,影响甚远。
进入三国时代,上层统治者信奉支持佛教的趋势大增。
除了蜀国无史料可查外魏吴两地佛法加速发展起来。
魏明帝曹睿晚年大造佛事虽然成为政治上的败笔,但对于佛法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啻为贡献良多。
吴大帝孙权更是将支谦奉为国师。
至于蜀国,本来巴蜀受战国楚荆文化的影响而“重鬼巫”,趋于道家思想的支配,且“蜀道难”,也断绝了僧人的来访。
三国时代的著名僧人有支谦、康僧会、昙柯迦罗等人。
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月氏国人。
他的父亲法度在汉灵帝时期就已归化东汉,此人早年通晓中国文化又兼通西域六国语言,对于译经来说很有帮助。
后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度学习佛法。
号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汉献帝时避乱逃到东吴。
被孙权召入宫中,拜为博士,辅东宫。
共译经文27部、48卷,占三国时代译经的三分之二。
著名的有《大明度经》、《维摩诘经》等。
东吴太子孙登死后,他隐居穹隆山,六十而终。
由于具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其译作多为意译而非过去的音译,极大的推动了后世的翻译的方向和实际效果。
《维摩诘经》更成为五胡十六国之前中国传播最广的经典。
(该经文描写了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然滋行放荡,但精通佛理。
一度成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偶像”。
)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
十岁出家,东吴赤乌十年,到达建业,受孙权之邀,建立江南第一座寺院---建初寺。
(洛阳白马寺是摄摩藤建造的)曾译出《吴品》五卷(已佚)、《六度集经》九卷和《安般守意经》的序。
佛法思想趋于大小乘融合,且他又是三教合流(儒道释三教)力促者,对于中国文化大有裨益。
昙柯迦罗,中天竺人,二十五岁出家。
魏齐王曹芒嘉平年间来到洛阳,主要从事当时初成的僧伽团体的组织工作。
因为汉地当时还不知道僧伽组织的具体戒律故只是“着坏色衣,剪落殊俗”而已,昙柯迦罗决心改变现状,而译出《僧祗戒心》。
同时期的安息国人昙谛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摩》,此经出自小乘的《四分律》对于后代中国律宗独尊《四分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昙柯迦罗更成为后代律宗的初祖。
可谓万端起于斯啊。
魏国当时还有一位僧人---沙门康僧铠,译出《无量寿经》,对于后来的弥勒信仰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三国时期,魏国僧人朱士行更是开创了第一个出国求法的先例。
朱士行颖川人,少年出家,于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出维州达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学习大乘大品般若经。
直到西晋太康三年,因为年事已高,派遣弟子带回所抄写的经文,八十岁死于于阗。
纵观东汉三国时代,对于中国佛教来说,是初转的开端时期。
虽然经文并不很多,名僧高士亦了然。
但是从此兴胜法于东土,成妙绝于万世,实为我国幸甚、大法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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