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

”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

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

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

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

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

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

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

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

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

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

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

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

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

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

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

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

“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

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

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

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

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

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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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釐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

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

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

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

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

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

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

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

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

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

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

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

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

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

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

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

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

”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

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

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

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

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

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

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

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

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

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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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这首诗写临岐叙别，情深意长，不着一个愁字，而在表面的平静中蕴蓄着深沉的激愤和无穷的感慨。

“二十年来万事同”，七个字概括了他与刘禹锡共同经历的宦海浮沉、人世沧桑。

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永贞改革的政治舞台上“谋议唱和”、力革时弊，后来风云变幻，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

去国十年以后，二人又一同被召回京，却又再贬远荒。

共同的政治理想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造成了这一对挚友“二十年来万事同”的坎坷遭遇。

然而使诗人慨叹不已的不仅是他们个人出处的相同，还有这二十年来朝廷各种弊政的复旧，刘禹锡深深理解柳宗元的这种悲哀，所以在答诗中抒发了同样的感慨：“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他们早年的政治革新白白付之东流，今朝临岐执手，倏忽之间又将各自东西，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

“今朝”二字写出了诗人对最后一刻相聚的留恋，“忽”字又点出诗人对光阴飞逝、转瞬别离的惊心。

“西东”非一般言别套语，而是指一去广东连县，一去广西柳州，用得正切实事。

　　由于是再度遭贬，诗人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次分别很难再有重逢的机会，便强忍悲痛，掩藏了这种隐约的不祥预感，而以安慰的口气与朋友相约：如果有一天皇帝开恩，准许他们归田隐居，那么他们一定要卜舍为邻，白发相守，度过晚年。

这两句粗看语意平淡，似与一般歌咏归隐的诗歌相同，但只要再看看《三赠刘员外》中，诗人又一次问刘禹锡：“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就可以明白诗人与刘禹锡相约归田为邻的愿望中深蕴着难舍难分的别愁离恨和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

身处罻罗之中而向往遗世耦耕，是封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以后唯一的全身远祸之道和消极抗议的办法。

因此这“皇恩”二字便自然流露了某种讥刺的意味。

“若许”二字却说明目前连归田亦不可得，然而诗人偏偏以这样的梦想来安慰分路的离愁，唯其如此，诗人那信誓旦旦的语气也就更显得凄楚动人。

　　这首诗以直抒离情构成真挚感人的意境，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艺术形式之中。

不言悲而悲不自禁，不言愤而愤意自见。

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情似平淡而低徊郁结。

苏东坡赞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也正是这首小诗的主要特色。

参考资料： 1、 葛晓音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91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