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征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征师 一作：征骑)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

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

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

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

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

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

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

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

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

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

”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

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

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

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

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

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

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

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

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

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

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

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

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9（2011.11重印）：747-750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

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

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

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

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

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

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

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

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

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

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

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

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

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

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

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

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

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

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

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

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

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

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

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

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

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

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

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

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

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

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

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

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

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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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去金阁，英威长寂寞。

雄剑顿无光，杂佩亦销烁。

秋至明月圆，风伤白露落。

清夜何湛湛，孤烛映兰幕。

抚影怆无从，惟怀忧不薄。

瑶色行应罢，红芳几为乐？

徒登歌舞台，终成蝼蚁郭！

　　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

“武皇”即指曹操。

“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

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

”（《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

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

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

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

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

“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

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

“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

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

“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

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

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

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

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

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

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

“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

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

“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

”“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

“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

“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

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

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

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

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

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

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

”赵岐注：“垤，蚁封也。

”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

”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

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

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

”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

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

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

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

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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