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

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

可怜身是眼中人。

　　上阕“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认为确有此山、确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实之，则误矣。

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

近代西洋文艺有所谓象征主义者，静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

我国旧诗旧词中，拟喻之作虽多，而象征之作则极少。

所谓拟喻者，大别之约有三类：其一日以物拟人，如吴文英《浣溪沙》词“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以物拟人者也：其二日以物拟物，如东坡《永遇乐》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端己《菩萨蛮》词“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是以物拟物者也；

其三日以人托物，屈子《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骆宾王《在狱咏蝉》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

要之，此三种皆于虚拟之中仍不免写实之意也。

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以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之义理者，则近于西洋之象征主义矣。

此于古人之作中，颇难觅得例证。

《珠玉词》之《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六一词》之《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殆近之矣。

以其颇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间也。

然而此在晏、欧诸公，殆不过偶尔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

正如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云：“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而静安先生之词，则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为有心用意之作。

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

”此序人言是静安先生自作而托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为静安先生所印可者也。

“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处，显示一极崇高渺茫之境，复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无限要渺幽微之感。

黄仲则《都门秋思》有句云“夕阳劝客登楼去”，于四野苍茫之中，而举目遥见高峰层楼之上独留此一片夕阳，发出无限之诱惑，令人兴攀跻之念，故日“劝客登楼去”，此一“劝”字固极妙也。

静安词之“夕曛”，较仲则所云“夕阳”者其时间当更为晏晚，而其光色亦当更为黯淡，然其为诱惑，则或更有过之。

常人贵远而贱近，每于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则其渴慕之心亦愈切。

故静安先生不日“对”夕曛，而日“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

人于此尘杂烦乱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灵光，而此灵光又复渺远幽微如不可即，则其对人之诱惑为何如，静安先生盖尝深受西洋叔本华悲观哲学之影响，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欲之为性无厌。

一欲既终，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

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锄静安先生既觉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学，盖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者也。

然而静安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又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然则是此哲理之灵光虽惚若可以瞥见，而终不可以求得者也。

故日：“鸟飞不到半山昏。

”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对彼一境界之向往，彼一境界对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动摇人心。

有磬声焉，其音孤寂，而揭响遏云，入乎耳，动乎心，虽欲不向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磐定行云”也。

　　于是而思试一攀跻之焉，因而下阕乃有“试上高峰窥皓月”之言。

曰“试上”，则未曾真筒到达也可知；

曰“窥”，则未曾真筒察见也可想。

然则此一“试上”之间，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

此又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所云：“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与倦厌），吾人谓之日快乐。

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

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

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

”（按：此实叔本华之说）是其“试上高峰”原思求解脱、求快乐，而其“试上”之努力固已为一种痛苦矣。

且其痛苦尚不止此。

盖吾辈凡人，固无时刻不为此尘网所牢笼，深溺于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云：“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

”夫如是，固终不免于“偶开天眼觑红尘”也。

已知其“偶开”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

陈鸿《长恨歌传》云：“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

”而人生竞不能制此一念之动，则前所云“试上高峰”者，乃弥增人之艰辛痛苦之感矣。

窃以为前一句之“窥”，有欲求见而未全得见之憾；

后一句之“觑”，有欲求无见而不能不见之悲。

而结之日“可怜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

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

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靡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靡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

参考资料： 1、 叶嘉莹著,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12,第906-8页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这首题咏的七言律诗，表现出如此巨大深广的主题，不但充分说明了作者的眼光和襟怀，也充分说明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审视题咏对象，发掘蕴含意义，形象自然地传情表意的能力。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参考资料： 1、 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北京市：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951-9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