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诗人同表弟（外弟）久别重逢又匆匆话别的情景。

在以人生聚散为题材的小诗中，它历来引人注目。

　　首联“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开门见山，介绍二人相逢的背景。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出离别已有十年之久。

二是说明这是社会动乱中的离别。

它使人想起，发生于李益八岁到十六岁时的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混战、外族入侵等战乱。

三是说二人分手于幼年，“长大”才会面，这意味着双方的容貌已有极大变化。

他们长期音信阻隔，存亡未卜，突然相逢，颇出意外。

句中“一”字，表现出这次重逢的戏剧性。

　　颔联“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正面描写重逢。

他们的重逢，同司空曙所描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中的情景显然不同。

互相记忆犹新才可能“疑梦”，而李益和表弟却已经对面不能相认了。

看来，他们是邂逅相遇。

诗人抓住“初见”的一瞬间，作了生动的描绘。

面对陌生人，诗人客气地询问：“贵姓？

”不由暗自惊讶。

对一个似未谋面者的身份和来意感到惊讶。

　　下句“称名”和“忆旧容”的主语，都是作者。

经过初步接谈，诗人恍然大悟，面前的“陌生人”原来就是十年前还在一起嬉戏的表弟。

诗人一边激动地称呼表弟的名字，一边端祥对方的容貌，努力搜索记忆中关于表弟的印象。

　　诗人从生活出发，抓住了典型的细节，从“问”到“称”，从“惊”到“忆”，层次清晰地写出了由初见不识到接谈相认的神情变化，绘声绘色，细腻传神。

而至亲重逢的深挚情谊，也自然地从描述中流露出来，不需外加抒情的笔墨，已经为读者所领略了。

　　十年阔别，一朝相遇，应该有很多话语要说。

颈联“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表现了这倾诉别情的场面。

分手以来千头万绪的往事，诗人用“沧海事”一语加以概括。

这里化用了沧海桑田的典故，突出了十年间个人、亲友、社会的种种变化，同时也透露了作者对社会动乱的无限感慨。

　　两人热烈地交谈，从白天到日暮才停下话音。

叙谈时间长，正表明他们情谊的深长。

“暮天钟”并不是单纯作为日暮的标志而出现的。

它表明二人叙谈得十分入神，以至顾不上观望天色的变化，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才使他们意识到原来已是黄昏。

作者在这一联，避实就虚，择取了叙旧时间很长这个侧面，表现出二人欢聚时的热烈气氛和激动心情。

　　前六句，从久别，到重逢，到叙旧，写“喜见”，突出了一个“喜”字；

七、八句转入“言别”。

作者没有使用“离别”的字样，而是想象出一幅表弟登程远去的画图：“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明日”，点出聚散匆匆。

“巴陵道”，即通往巴陵郡（今湖南岳阳）的道路，这里提示了表弟即将远行的去向。

“秋山又几重”则是通过重山阻隔的场景，把新的别离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用“秋”形容“山”，于点明时令的同时，又隐蕴着作者伤别的情怀。

从宋玉开始，就把秋天同悲伤联系在一起了。

“几重”而冠以“又”字，同首句的“十年离乱”相呼应，使后会难期的惆怅心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不以奇特警俗取胜，而以朴素自然见长。

全诗以凝炼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生动的细节，典型的场景，层次分明地再现了社会动乱中与亲人久别后不期而遇又匆匆离散的场面，抒写了亲人间真挚的情谊，也表现了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无奈。

诗人借时事动乱中人生聚散的独特一幕，表达出无尽的诗情。

参考资料： 1、 李静 等．唐诗宋词鉴赏大全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43 2、 范之麟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01-702

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

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

　　李益这首《听晓角》载于《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

此诗旨在写征人的边愁乡思，但诗中只有一片角声在回荡，一群塞鸿在盘旋，既没有明白表达征人的愁思，甚至始终没有让征人出场。

诗篇采用的是镜中取影手法，从角声、塞鸿折射出征人的处境和心情。

它不直接写人，而人在诗中；

不直接写情，而情见篇外。

　　诗的前两句“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是以环境气氛来烘托角声，点明这片角声响起的地点是边关，季节当深秋，时间方破晓。

这时，浓霜满地，榆叶凋零，晨星寥落，残月在天；

回荡在如此凄清的环境气氛中的角声，其声情该是多么悲凉哀怨，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表面看，这两句只是写景，写角声，但这是以没有出场的征人为中心，写他的所见所闻，而且，字里行间还处处透露出他的所感所思。

首句一开头，写霜而曰“边霜”，这既说明夜来的霜是降落在边关上，也写出了征人见霜时所产生的身在边关之感。

次句在句末写到月，而在月后加了一个“孤”字；

这不仅形容天上的月是孤零零的，更是写地上的人看到这片残月时的感觉也是孤零零的。

　　长期身在边关的李益，深知边声，特别是边声中的笛声、角声等是怎样拨动征人的心弦、牵引征人的愁思的；

因此，他的一些边塞诗往往让读者从一个特定的音响环境进入人物的感情世界。

如《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云。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从军北征》诗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两诗都是从笛声写到听笛的征人，以及因此触发的情思、引起的反应。

这首《听晓角》诗，也从音响着眼下笔，但在构思和写法上却另有其独特之处。

它不像上述二诗那样，前两句之后接下去由角声写到倾听角声的征人，并进而道出他们的感受，而此诗的后两句却是：“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

”原来诗人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寥廓的秋空，从天边的孤月移向一群飞翔的鸿雁。

这里，诗人目迎神往，驰骋他的奇特的诗思，运用他的夸张的诗笔，想象和描写这群从塞北飞到南方去的候鸟，听到秋风中传来画角吹奏的《小单于》曲，也深深为之动情，因而在关上低回留连，盘旋不度。

这样写，以雁代人，从雁取影，深一步、曲一层地写出了角声的悲亢凄凉。

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征人的感受就也不必再事描述了。

参考资料： 1、 陈邦炎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13-714

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

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此诗诗旨主要不是写士卒的乡愁，而是发迁客的归怨。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

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

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

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

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

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

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

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

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

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

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

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

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

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

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

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

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

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316 2、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16

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

今日山城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

境界苍凉，寄意深远。

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

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

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

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

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

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

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

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

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

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

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

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

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

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

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

城郭依旧，人事全非。

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

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

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

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

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

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

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

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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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这是一首怀古诗。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

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

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

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

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

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

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

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

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

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

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

“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

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

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

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

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

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

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

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

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

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

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

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

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参考资料： 1、 雅瑟．唐诗三百首鉴赏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249 2、 刘学锴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07-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