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有秦客向东野主人发问道：听说前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亡国之际的音乐哀伤而怀思。”太平和混乱是政治上的事，却在音乐上得到应和，所以哀伤怀思的感情就体现在金石上，安定快乐的形象就表现在管弦中。另外孔子聆听韶乐，了解了大舜的德行；季札听音乐，知道了各国的风气。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前辈贤人从未怀疑过。现在您却以为声音没有哀乐，这是什么道理？如有好的见解，请说出来让我听听。主人回答说，这个道理沉埋已久，没人愿意发掘阐发，所以使得历代的人都搞乱了名实，（归按，名实是要相配的）现在承蒙您的启发，我就来粗略地说一说它的道理。天地共同运作，万物借以生长，寒来暑往，五行因此形成，表现为五色，发出为五声。声音的产生好比是气味散布在天地之间。声音的好和不好，虽然会遭遇到浑浊混乱，但是它的本体却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哀乐而改变性质呢（归按，这显然是物理的或自然的声音）。等到各种音调会合在一起，声音和谐，这是人心最高的愿望，情欲集中的所在。古人知道情感不能放纵，欲望不可穷极，所以就借着他所享用的音乐，常常加以节制，使得人们哀怨而不至于伤心，快乐又不至于过分（归按，这很明显是指音乐）。人们根据事物的性质给予相应的名称，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称号，例如哭泣就称为悲哀，歌唱就称为快乐，这是一个大体的情况。然而孔子说“音乐啊，音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同样道理，悲哀呀，悲哀呀，难道指的只是哭泣吗？由此说来，玉帛之类的礼品不是诚敬之心的实体，歌唱哭泣也不是哀乐的主宰呀。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各地的风俗不同，歌哭所表示的意思也不同，假如打乱了来使用，有的人就会听到哭泣感到高兴，有的人则会听到歌唱觉得悲哀，（不管感情的表现怎样的千差万别），然而他们心中有哀乐之情却是一样的。现在用同样的哀乐之情却发出了千差万别的声音，这不是说明了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吗？然而声音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是最能感动人的，辛劳的人歌唱自己的遭遇，快乐的人用舞蹈来表达他们的快乐。心中有悲痛之情，就会说出哀伤激切的话，把话组织起来就成了诗，把声音组织起来就成了音乐。（归按，如此说来应该是声有哀乐，而不是相反）人们一起歌咏，围聚在一起倾听，内心被和声打动，感情受到悲苦的语言的感染，叹息还没有止息，就已经泪流满面了。（归按，到这里都似乎是讲声有哀乐，听众受到哀乐之声的感染。然而下文突然一转，就把声说成是“无象”的，逻辑上有断裂。）悲哀之心藏在心中，遇到和声便发泄出来，和声没有形象，但是悲哀的内心却是有主宰的。以有主宰的内心，借着没有形象的和声然后发泄出来，他所感觉到的，也只有哀伤而已。他哪里知道“大风吹着万千孔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孔穴自己发出的，却不关大风”的道理呢？风俗的流播于是成了政事的反映，所以史官要弄清政治教化的成功和失败，考察一国风气的兴盛和衰退，抒发感情，讽刺统治者，所以说“亡国之音哀伤而怀思”啊。（归按，这一段论声无哀乐，但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声有哀乐是一个常识，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声无哀乐是一个费解的命题，是需要论证的。嵇康在论证的时候是混淆了物理的声音和音乐之间的差别，物理的声音当然是没有哀乐的，但音乐是作曲家创作出来的，怎么会没有哀乐呢。一个是人创作的产物，一个不是人的创作，这是很大的区别。但嵇康最擅长分析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去不做分辨了，他用物理的声音的特点来代替了音乐的特点，使人感觉他言之凿凿，很有道理。这是一点。其次，是否一定就是“音声无常”，仍然是应该问一个为什么的，不应该贸然接受这个前提。因为这是应该区别来看的。从音乐创作的无限自由的空间而言，音声当然是无常的。若从哀乐之情在乐曲中的风貌而言，又有着大致的规范。例如快乐之曲往往比较轻快，灵动，悲哀之却曲往往旋律沉重，节奏缓慢。犹如悲哀了要哭，快乐了要笑一样，这是有着心理依据的，也可以说是有常的。其三，按照嵇康的推论，既然自然的声音不出于人的创造，那么声音与人的关系就局限在声音和接受者间的关系。但音乐与人的关系就要复杂了，它包括了作曲家和音乐，音乐和接受者这两层关系。因此倘要论证声无哀乐论必须回答作曲家与音乐作品是怎样一种关系，但嵇康在这里却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他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作曲家所面对的音乐不是“其体自若而无变”的形态，音乐作品是按照作曲家的意愿创造出来的，他使用了特定的音符、旋律、节奏对自然的声音做了改造，对于这种“自为”的声音，怎么还能说是“其体自若而无变”呢？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避了在这一环节上的论证。）喜、怒、哀、乐、爱、憎、惭、惧，这八种情感是老百姓用来接触外物传达感情，区别物类的名称，是不可乱用的。味道用甘苦来称呼，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因为甲品德好而喜欢他，因为乙愚蠢而讨厌他，那么喜欢或者讨厌就应该是属于我的感情，贤和愚就应该是属于对方的品性，难道可以因为我喜欢那个人就称他为喜欢的人，我讨厌那个人就称他讨厌的人吗？我喜欢这种味道就称之为喜味，我怒恨这种味道就称之为怒味吗？据此说来，客体和主体有不同的功能，他和我就应该用不同的名称。声音本来就是以好和不好作为主体，跟哀乐没有关系；（归按，“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判断。问题在于“声音”到底是指什么，在古文中它可以指音乐，也可以指物理的声音。倘若指后者，意思就是“声音的实质要么是噪音，要么是乐音”，这个判断一点都没有错。倘若是指前者，说音乐中不包含哀乐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声音只是音乐的要素之一，并不等同于音乐。嵇康的基本策略就是采用分析法，层层分析至对象的基本要素，然后以要素的属性代替作为整体的对象的属性。又按，在“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中的“声音”也可以指音乐，如果是这样，那么“善恶”就是指好听或不好听。如果这样，那就是形式主义的美学观。）哀乐本来就是感情受到激发以后发露的结果，与声音无关。误配的名实全都分离，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况且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考察礼制，以此来辨别风雅，哪里只是根据声音来判断优劣呢？又孔子聆听韶乐，感叹音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哪里就一定是仅凭声音才知道虞舜的德行，然后赞叹呢？现在我粗略地说明一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个大概了。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秦客诘难说，诚然，各地的风俗不同，唱歌哭泣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然而人们哀乐的感情却不能不表现出来。内心受到触动，声音便从心中发出，虽然寄托于别的声音，借寓在余响里，善于听音乐的人总还能听懂，不会让音乐中的感情错过。从前伯牙弹琴，钟子期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下人敲磬，子产就知道他内心悲哀；鲁国人早晨哭泣，颜渊知道他与儿子分别。这几位哪里是从固定的音符中得到智慧，在曲调中受到验证呢？（归按，“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中“常音”是指音符与意义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的音。也就是上文所讲的“音声指无常”的反面。当然事实上在音乐中是不存在这种“常音”的，因为音乐的语言是不同于文字的语言，不具有确定性。）内心悲哀神色就会发生变化，感情悲伤声音就会变得哀切，这是自然的反应，不可缺失，只有精神清明的人才能精通。善听音乐的人不会因为声音众多感到困难，不善听音乐的人也不会声音单调就感觉容易。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听音乐的人就说音乐没有可以听懂的途径，看到各地风俗的多变就说声音中没有哀乐。（归按，这是说音乐中是有内容的，自然也是有感情的。既讲原理，又例举事实，很有道理。）您又说：贤德的人不应该用爱来称呼，愚笨的人不应该用憎来称呼。然而这也是因为有了贤德才会引起别人的爱，有了愚笨才会引起别人的憎，只是同一个主体不该共用两个名称啊。哀乐的产生也是有缘故的，这是声音使我悲哀，声音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确由声音引起，那声音中有哀乐就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将名实分离开来呢？（归按，“何得名实俱去”中“名实俱去”是说将原来一致的名实硬是分离开去。这个反驳也很有道理。秦客是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反驳嵇康的，既然哀乐由声引起，则是先有声中的哀乐，而后才有听者的哀乐，听者的哀乐来源于声中的哀乐。如果声中有哀乐，则哀乐本来就是声音的属性，将哀乐与音乐分离就是不对的。这段话的价值也是在于他分析的精细，区分了两种哀乐，以此说明源流关系，最终证明声有哀乐。）您又说，季札采集诗歌，考察礼仪，以此来辨别风雅；孔子感叹《韶》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不已，这是什么话啊？况且师襄演奏乐曲，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师涓奏乐，师旷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哪里是讲明诗意后才下判断，演习礼仪后才作评论的呢？这都是直觉领悟，用不着等到积累了平日的见闻就已经能判断好坏了，所以前代史书当作佳话记载下来。现在您凭借着浅陋的见闻，用您的见识为标准来作判断，这不是抹杀了前人精细的见识，辜负了夫子神妙的体察吗？（归按，秦客坚持音乐是有内容的，善听乐者是能够通过音乐理解音乐中的内容。音乐有内容，因而有感情都是不错的。问题是音乐的语言是含蓄的，模糊的，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听众要通过想象才能把握音乐的内容，因而听众的理解和作曲家的原意之间是会有一定距离的。对于这一点秦客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给下文嵇康的反驳造成了空隙。尽管如此，还是改变不了声有哀乐的特点。）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虽然歌唱、哭泣所表示的意思千差万别，但善于听声的人总能够听懂，不用借助于固定的声音，也无须用曲调来验证，钟子期一类人就是如此。这是因为虽然内心悲哀的人表面上说说笑笑击鼓跳舞，内心喜悦的人表面上捶胸哀叹，却仍然不能控制外表，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用假象来欺骗旁人啊，您却认为这已经说明声音是不固定的，仍说是声音中有哀乐啊。（归按，秦客说钟子期之类的人是从音乐里听懂了音乐里的感情。嵇康说，不是听懂的，而是从音乐家的行为中看出来的。反驳的方法是不否认现象，而是对原因作新解释。对现象作新解释是嵇康惯用的手法，这个新解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只是一种情况，一种可能性，不能使用全称判断。所以也就构不成否定秦客的理由。您又说，季札听音乐借此了解各国的风俗，师襄奏曲子，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照您这样说起来，那就是文王的功勋品德和风俗的盛衰都可以体现在声音里；声音的强弱也可以传递到后世；师襄、师涓的灵巧又能在将来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皇五帝的事迹就不会在今天断绝，哪里只会残留寥寥几件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表现文王的曲子就会有固定的曲调，《韶》、《武》的音乐也有一定的旋律，不会搀杂着其他的变化，奏出别的调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前您所说的声音与感情没有固定的搭配，钟子期听音乐触类旁通的说法，就说不通了。如果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钟子期触类旁通的事真的是有的，那么说孔子识别精微，季札善于听乐，就是虚妄不实的。这都是俗儒随意乱记，想要让天下人迷惑声音的道理，不说音乐的道理不过如此，只是让人觉得音乐神秘难懂，恨不得当下就遇到善听的人，羡慕古人而自叹不如，这就是他们用来欺骗后人的方法啊。依类推理辨别事物应该先求得自然的道理，道理确定以后，再借古义来证明它。现在您还没有在心中求得这样的道理，却只是依凭前代的记载作为言谈的根据，照此推论下去，恐怕就是最精于算计的人也是无法掌握的啊。（归按，这一节是否定季札听音之类的传说，意思是这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但这个驳论是武断的，问题在他的前提，如果音乐中有内容，就一定意味着声音与内容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即所谓有常。这是把音乐的语言等同于文字的语言。所以嵇康的这一段驳论对于论敌来说并不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后人不能像季札观风那样辨别各国的风俗，但还是不能否认乐中有感情。具体的内容难以表现，但感情却是存在的。）您又诘难说，哀乐的产生如同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这就是说，音乐使我悲哀，音乐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真由声音而起，那就说明声音中是有哀乐的。色彩有好看的和难看的，声音有好听的和难听的，这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至于爱还是不爱，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感情的变化，心理对事物的反应只限于这一点，但都与内心的感情没有关系，只是接触到外物之后形成的。（归按，这是说爱与不爱，喜与不喜尽管也是人的心理活动，但都是对客体的直接反应，是先有刺激而后才形成反应，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无豫于内”是说原先在心中是不存在的。这是为了与先有感情而后寻找外物以为发泄的情况相区别，足见嵇康的析理精微之处。）至于哀乐却不然，本来是因为碰到事情，预先郁结在心中，只是借着和声而发泄出来；所以前面已经说明了声音与感情并不固定，现在再借这个话题来确定它们的名实关系。不是说哀乐借着声音发泄出来，就像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一样啊。（归按，意思是不一样。“哀乐发于声音”，古文的表达，意义不够明确，既可理解为声音有哀乐，作曲家的哀乐通过音乐表现出来，也可以理解为，声音无哀乐，是听者的哀乐借着音乐发泄出来，是自作多情。这里的意思是后者。）然而和声感动人心如同美酒激发感情一样。酒以甘苦为属性，而醉酒的人却用酒来发泄感情。人们见到有人借音乐来发泄自己的悲欢，就说音乐是有哀乐的，其荒谬就像不能因为看到有人借酒宣泄，就说酒中有喜有怒一样。（归按，嵇康区别了触景生情和借景抒情两种情况，显示了他的精细的辨析特色，这都是合理的。但他的武断处在于完全否认音乐本身可以是作曲家寄托发抒情感的载体。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他只站在欣赏的立场，回避了创作者的立场，这是他必然得出片面结论的原因。）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秦客诘难说：通过观察气色来考知内心，这是天下通用的方法。人心变化于内，神色相应地表现于外，这是明显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您不怀疑。声音是精气激发的结果，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声音也就有高有低。神色的变化和声音的变化都表现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对声音反映内心这一点却偏偏要怀疑呢？既然喜怒哀乐会表现在脸色上，那么哀乐也应该体现在声音中。声音本来就是有哀乐的，只是不懂的人听不懂罢了。至于钟子期一类人，虽然遇到不固定的声音，却依然能聪颖地独自领会。盲人即使站在墙壁前也仍然一无所见，而离娄站在百尺之外却能把细毛看得清清楚楚，据此说来，人们视力的强弱的确不一样。不能以盲人的视力为标准，怀疑离娄明锐的视力。用一般人的听力，去猜疑钟子期的听力，把古人的记载统统说成是虚妄不实的。（归按，这一段中秦客的诘难是用的类比的方法。既然神色的变化是内心变化的反应，那么声音的变化也同样是内心情感变化的反应。二者同质，结论可信。还有一点提得也非常好，既然声有哀乐，为什么有人却听不出来呢？回答是没听懂。接受者没理解不等于对象不存在，不知不等于不在。）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乐曲也就有高有低。哀乐之情一定体现在声音里，钟子期之类的人虽然听到了不固定的声音，却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浊氏和质氏的致富，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的饥饿、卞和的冤屈、伯奇的悲哀、蔺相如的满怀愤怒、陈不占的恐惧，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态，假如让他们每个人各唱一首歌，一起来弹几声琴音，那么钟子期这样的人一定会听出各自的情感了。（归按，这是归谬法。不过嵇康还是故意混淆了音乐语言和文字语言的差别。音乐有哀乐，听众也能感受这种哀乐。但接受声中哀乐不等于能再现作曲家具体的生活处境。这是音乐的语言，只具有模糊性，暗示性，而不具有确定性，因此它很难去如实，具体的描写。这是音乐语言的局限，无常的音声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但音乐短于描写，不等于不能传情，更不等于不包含感情。最长分辨的嵇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却不作分别了。这是玩弄手法以加胜对手，是诡辩。）您的意思是说，听声音的人不会因为乐曲的多少改变思路，考察感情的人也不会因为声音的大小觉得有什么不同，只要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就能识别其中的意思。如果声音是从地下发出的，那么师旷这样的人也应该会吹动律管来考核它的声音，判断南风是否强劲，区别雅声和郑声的淫荡和雅正吗？（归按，这里用师旷的例子是为了突出声有哀乐论的荒谬，但嵇康仍然在应该作区分的地方，故意模糊两者的区别。讨论声音是否有哀乐，这里的声应该是指音乐，但师旷所听的声却是自然界的声音，这不是由人创作出来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当然是没有哀乐可言的。）吃辛辣的食物而流泪与大笑而流泪，烟熏眼睛而流泪与悲伤难过而流泪，同样都是流泪，如果让易牙来品尝，一定不会说高兴的眼泪是甜的，哀伤的眼泪是苦的，这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肌肉汗液一受到挤压便流了出来，与高兴和哀伤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是过滤酒的布袋筛子，虽然榨酒的工具不同，但酒味却是不变的。声音也是从身体中发出的，为什么偏偏就包含着哀乐的道理呢？（归按，这仍然是诡辩。用的是类比法，但类比的双方是不同质的，所以推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流泪是生理现象，是人不能掌控的，泪水是没有区别的，音乐创作是社会或心理现象，是出于人能动的创造，音乐作品是有个性特征的。用抹杀二者特点的方式来得出声无哀乐的结论是牵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对于“声俱一体之所出，何当独含哀乐之理邪”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声虽一体之所出，盍可不含哀乐之理邪？）况且《咸池》、《六茎》、《大章》、《韶》、《夏》，这些都是先王最好的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鬼神的。如果现在一定要说声音没有不体现主体，传达他的感情的话，那么最好的音乐就一定不能托付给盲人乐师，一定要圣人亲手演奏，这样才能使雅正之音得以保全。（归按，这里有一个概念被偷换了。声首先是指作曲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包含着作曲家的哀乐；其次有演奏家的二度创作，当然也包含了演奏家的哀乐。但比较起来，演奏家的创作是在限定条件下的创作。现在嵇康终于从欣赏者方面，跨到了创作者这一方面来了，但他仍然回避了最重要的首度创作者—作曲家。这是有意的回避，目的是引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舜命令夔敲击石头，各种声音和谐鸣响，天神和凡人其乐融融。”据此说来，最美好的音乐虽然由圣人创作，却不一定圣人亲自演奏。为什么呢？因为声音有自然的和谐，却无关人的感情。和谐的声音是成功于金石一类的乐器，最美的乐声也是从管弦乐器中得到的。（归按，“至乐虽待圣人而作”，终于接触到首度创作的问题了，却不加论证地坚持圣人原创的音乐作品是没有感情的。当然他这样说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那就是道家的美学观，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好的音乐就是太和之乐，是什么都没有的。可见嵇康最基本的论证方法是从原理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纤细的毫毛本身还是有形体可以被观察的，所以离娄和盲人的目力高下可以据此判断，假如用水来增加水的话，谁还能来加以区别呢？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秦客诘难道：虽然各种比喻都有缺陷，足以招致非难，然而基本的道理应当还是可以说明的。像介葛庐听到牛叫就知道它的三条小牛都成了牺牲；师旷吹起律管就知道南风不强劲，楚军必失败；羊舌母听到小儿的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将倾败家室。所有这些事例都见效于古时，所以都见于记载。据此推论，那么盛衰吉凶没有不包含在声音里的。现在假如还把这些事都说成是虚妄，那么从前的记载都要成为废弃之物，毫无用处了。如果说这就是通达的言论，那是不够妥帖的。如果您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显示出所以如此的原由，如果论点和事实都说得通，我希望能再聆高论。（归按，葛庐听牛，羊舌闻啼，师旷校音，皆非音乐，不足以破嵇康之论。自偏论题，宜乎招攻。）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主人回答说：我以为能举一反三的人，只要能懂得意思是可以忽略言辞的，所以我前面的论述就简略而不详尽。现在又有劳您反复发问，我怎敢不充分地表达我的意思呢？鲁牛能知道它的小牛连续成为牺牲，为三条小牛的丧生而伤心不已，满含悲怨多年，向介葛庐诉苦。这是因为牛心与人心相同，只是跟兽的外表不同而已。但这样的事又是我所怀疑的。况且牛不是人类，没有相通的途径，假如鸟兽都能说话，介葛庐秉性不同独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这是因为他懂得了它们的语言，进而和他们来讨论事情，这就好比译者传译不同的语言，这不算是因为考察声音才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就构不成非难我的理由。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只要接触外物就能通达理解，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姑且先来讨论容易理解的事。请问：圣人刚入胡地是不是就应该会懂得胡语，诘难者一定会说，懂得的。那么怎么解释他掌握胡语的道理呢？我愿借您的诘难来确立一个判断认识的标准。也许是与胡人接触而懂得了他们的语言吧？还是吹律管来校验它们的声音呢？还是观察人的气色因而了解他们的内心呢？（如果是观察气色来了解内心的话），那么了解内心根据的是气色，虽然不说话，人们仍然是会知道的，了解内心的途径可以不必通过语言。如果是通过吹律验声来了解人的内心的话，那么如果对方心里想着马却误说成鹿，那么考察的人就应该由口说的鹿知道他心中想的是马。这说明内心没有配合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心意。如果是与人接触而懂得了对方的语言，那么这和小孩子跟老师学习语言，然后懂得对方的意思一样，那又算什么聪明值得夸耀呢？语言不是自然一定的东西，各个地方风俗不同，同样的事物称呼不同，只是随便用一个称呼作为事物的标志罢了。圣人通晓道理，所以说自然存在的一切都可以寻出它的理路，无论多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这样：）假如道理不通，那么虽然是很近的东西他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域外之言是不能勉强懂得的。以此类推，介葛庐听不懂牛鸣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归按，破葛庐知牛鸣。反驳成立。以理性反对非理性。“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 您又诘难说，师旷吹律管，知道南风不强劲，多暗示楚国失败的声音，但这又是我所怀疑的。请问师旷吹律管的时候是楚国之风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楚风距离晋国有千里之遥，律管的声音到不了楚国。如果是正好认出了楚风来到了律管中呢，那么楚国的南面有吴国、越国，北面有魏国和宋国，如果看不到它的源头，又怎么能认出是楚风呢？大凡阴阳二气相互激荡，然后形成风。气与气互相感荡，碰到大地才发出风来，怎么会风在楚国形成却跑到晋国来了呢？况且律吕分四季之气，季节到了气就发动，音律应和，灰也移动，这都是自然的因果联系，不需要借助人来发生作用。上生下生，这是用来协调五声的和谐，安排刚柔位置的方法。然而音律有一定的声响，虽然冬天吹中吕，它的音还是丰满而没有减损。现在用晋人的气息去吹没有减损的音律，楚国的风怎么能进入律管与晋人之气一起变化呢？风没有形状，风声和音律不相通，那么验证事理的地方（晋国）与声律无关，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该不会是师旷见多识广，自己知道胜败的迹象，想要稳固众人之心，就假托神秘，如同伯常骞答应许景公长寿吧？（归按，破师旷吹律论。反驳成立。）您又诘难说：羊舌母听到小孩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会败家。那我再要请问：羊舌母是怎么听出来的？是因为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呢？还是因为曾经听到小孩的哭声像这样的粗大而不祥，今天的哭声像从前的哭声一样，所以知道他会败家呢？如果是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话，那就不符合声有哀乐的道理。虽说是听小孩啼哭，却不是从小孩哭声中得到验证的。如果因为过去听到的哭声不祥，就认为现在的啼哭也一定不祥，那是用甲的声音为标准来考察乙的哭声。声音对于人心，犹如形体对于人心。有形貌相似而内心不同的，也有形貌不同却内心一样的。何以见得呢？圣人内心的道德都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形貌却各各不同。如果内心一样却形貌不同，那又谈什么观察外形来了解内心呢？况且嘴巴激发气息发出声响，与箫笛受到气息发出声响又有什么不同呢？哭声的好还是不好，并不由小孩嘴巴的好坏决定，就像琴瑟的清浊不取决于演奏者技巧的高低。内心能辨别乐理，又善于评论，却不能将箫管演奏得流畅顺利，这就像盲人乐师虽然精通作曲，却不能把乐器演奏得悦耳动听一样。乐器不借助巧妙的盲人乐师而优良，箫管也不因为聪慧的内心而更流利。那么内心和声音明显是两回事。既然这确是两回事，那么想要考察感情就不应停留在观察外貌上，了解内心也不须借助于声音。考察者想要通过声音来了解内心，这不是不得要领吗？现在晋国的阳舌母没有经过考察验证，一味相信昨天的声音，用来证明今天的啼哭，这岂不是偶然碰对了前代的一件事，好奇的人便跟着称扬吗？（归按，破闻啼知凶论，反驳成立。）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秦客诘难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跑为羞耻，这是为了保全自己。现在我心里还不满足，再要从其他方面来加以诘难。现在心情平和的人听到筝笛琵琶的声音，就形态浮躁，心情激动；听到琴瑟的声音，就形态安静，内心悠闲。同样的乐器中，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感情就随之变化。奏起秦地乐曲，听众就会赞叹羡慕，慷慨激动；奏起齐楚之音，听众就会情思专一；奏起悦耳动听的乐曲，听众就会欢快放松，心满意足。心情随着乐声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如果烦躁和宁静是由乐声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哀乐排除在外，只说音乐是至和之声，没有什么感情不能被触发（归按，“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感动听众。不是这个意思。“至和之声”就是“大音希声”的“大音”，那是没有感情却可以容纳所有感情的音乐。这里的“感”，是听众听了音乐以后激发出来的久蓄心中的感情），把大同（归按，“大同”就是没有变化）归于声音，把众多的变化归于人的感情呢？这岂不是只知道一方面却不知道另一方面吗？（归按，秦客的这一诘难是有道理的。躁静和哀乐有相似性，类比有依据，但类比推理只具有或然性，所以嵇康的反驳还有余地。与下文嵇康的反驳比较，秦客注意的是其同，嵇康注意的是其异。秦客的缺点是通过论证躁静由声来推出声有哀乐，所用的功夫在证明前一观点。以为证明了前者就必然能推出后者，其实并不一定。概括起来，秦客的观点是躁静既由声起，则哀乐当由声发。）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琵琶、筝、笛令人烦躁激越。又说，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情感便随之变化。这确实是常常让人感觉到的。琵琶、筝、笛，声音短促而高亢（归按，“间促而声高”之“间促”是说所发之音短促，所以音与音之间的区域也就短。下文“间辽而音埤”之“间辽”的意思正好相反），变化多而节奏快。用高声统领快节奏，所以就使人形体烦躁，心情激越。这就如同铃铎之声让人警觉，钟鼓之音令人惊心，所以有人说“听到战鼓声，就怀想指挥官。”这是因为声音有大小，所以会让听众有激烈或安静的感觉。琴瑟这种乐器，声音悠长而低沉，变化少而声音清。音低沉加上少变化，如果不凝神静听，就不能充分领略清和之音的至美，所以听众便会形态宁静而内心安详。曲调不同就像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大多沉重，所以听众的感情便专一；旋律变化少，所以听众的思虑便专注。好听的曲子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会聚了五音的和声，它的本体丰富而作用广泛。因为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所以听众的心便受到各种情况的牵制；因为会聚了五音的和声，所以听众便欢乐放松，志得意满。然而这些乐曲都是以单调、繁复、高亢、低沉、好听、难听作为属性的，而听众的感情则以烦躁、宁静、专一、放松作为反应。这就好比人们在都市游览观赏，就会随意观望，心情放松；聆听乐曲，就会静心思虑，容貌端庄。这就是说，声音的本体完全在于节奏的快慢。听众感情对乐曲的回应，只限于烦躁和宁静。（这一段中嵇康用两类事例来说明“躁静由声”的道理。乐器的特性和曲调的旋律都会使听众引起不同的感受，这里心对于声的反应是被动的，那么能不能据此进一步推论说，哀乐也是由声引起的呢？嵇康的回答是否定的。“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接收者受到音乐的感染只限于躁静这种接近于生理反应的现象。这里要思考躁静与哀乐同样都是属于欣赏者的心理感受，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曲调常常不一样，听众的感情对待曲调的变化，就好像滋味不同嘴巴总能辨别一样。滋味虽然很多，但都是美味；曲调虽然多样，但都是和谐。美味有甘甜，音乐有和谐。然而乐曲的情调，全都止于和谐的声音。品尝美味的嘴巴，全都止于甘美的味道，哪里会有哀乐之情容留其间呢？（归按，看来“随曲之情”不能解释为听众的感情，不然无法解释“安得哀乐于其间”。如是，则这一“情”字就不当解为感情，而应释为实情的意思。这样解释就是音乐本身没有哀乐，有的只是和谐而已。）然而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理解，把内心情感宣泄出来。如果内心平静和谐，哀乐适中，那就没有什么需要首先发泄的偏重之情，所以得到的感应就只是烦躁或宁静。倘若有感情需要发泄，就是预先有感情占据内心，就不是平静和谐的心态。据此说来，烦躁、宁静是音乐的功效，哀乐是听众感情的主使，不能因为见到声音有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也是由声音引起的。（归按，这一段驳秦客从躁静由声推出哀乐由声的观点。分别从声与听众之情两方面论述。指出所以有哀乐者，端赖听众内心不平衡，若内心平衡，则音乐所引起的只有躁静。）况且声音虽有强烈和宁静，却各有一种和谐。和谐所感发的情感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来的。何以见得呢？宾客满堂，酒喝得尽兴时奏起了音乐，有人听了高兴得欢笑，有人听了悲伤得哭泣。这不是演奏的曲子把悲哀递给那个人，把欢乐送给这个人；音乐跟从前没有什么不同，听众却有欢乐悲伤不同反应，这不是同《庄子》中讲的大风是同一的，但从各种孔穴中发出的声响却是千差万别的道理一样吗？音乐正因为不包含喜怒，也就不包含哀乐。所以才能让听众的欢乐和悲哀一起呈现。假如借助不固定的声音，汇聚成统一的音乐，它所表达的都有一定的意思，那又怎么能统领各种思想，引发各种不同的感情呢？由此说来，声音以平静和谐作为自己的本体，却能感发不同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以所等待的外物为主，受到感触便发泄出来。这样的话，音乐与内心感情实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轨迹，是不相交织的，怎么能把音乐的太和境界和哀乐之情搞在一起，把虚名加在哀乐之情上呢?（归按，这一大段的辩驳很有张力。归结起来双方各自侧重的方面不同，秦客重在同，嵇康重在异。秦客的理由是，躁静既然是由声音引起的，那么哀乐当然也是由声音而来的。用的是类比推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嵇康的回答更妙，他认为躁静与哀乐不同，躁静尽可由声音引起，但哀乐则否，哀乐是早已积蓄于听众的内心，只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发泄出来罢了。经过嵇康的分辨，躁静和哀乐的区别就是很显然的了。粗略地说，躁静是一种近于生理或主要是生理的反应，哀乐则完全是一种心理活动；躁静是被动的的反应，哀乐则是一种能动的行为；躁静是不可控制的，哀乐则是可控的。如果仅限于此，嵇康的论证是完全成立的，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前提。他是完全排除了音乐本身包含哀乐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把问题讨论的范围局限在声音与听众的关系这一层面，所以他尽管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讨论得头头是道，但他的前提则是不加讨论的。而前提错了，即使局部的结论是正确的，其基本判断也是错误的。）秦客诘难说：您说强烈和平和的音乐各自有一种和声，和声所激起的感情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的，所以喝酒痛快时弹琴，会有人感到快乐，有人觉得悲哀。这是说偏重之情先积存在内心，所以内心快乐的人听到哀伤的音乐会将欢快之情发泄出来，内心悲哀的人听到欢乐的曲子也会将悲情流露出来。音乐本来是有确定的哀乐的，只是声音感化人比较缓慢，不能在仓猝间对听众发生作用，替换掉原来的感情。所以偏重之情接触到外物就发露出来，使听众中怀有悲哀和喜悦的人会同时产生反应。虽然哀乐二情同时表现，但对声音中包含哀乐的道理又有什么损害呢？（归按，秦客不否认同听一曲，哀乐俱现的现象，不否认会有听众之情移入乐曲的可能，但认为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此时尚未听懂乐曲的意思。乐曲中包含的感情尚未对听众发生影响。不能因为这种情况就否定声有哀乐。秦客的这个说法是中肯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嵇康最有力的论据还是没有驳倒秦客的观点。）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哀乐本来就有一定的声音，只是偏重之情不能一下子被替换，所以内心悲伤的人听到快乐的声音会感到悲哀。即使像你所说的声音有一定内容的话，那么如果重新演奏《鹿鸣》，这是快乐的曲子，如果让悲伤的人听到，虽然乐曲感化人缓慢，只是不能让他变得更高兴罢了，怎么会反而增加他的悲哀呢？就像一把火炬的火，虽然不能让屋子温暖，但也不应该再增加寒冷呀。既然火不是增加寒冷的物品，那么乐曲（《鹿鸣》）也就不是增加悲哀的器具。在厅堂上演奏曲子，听众中会同时感到欢乐和悲哀，实在是因为“至和”之声诱发了听众积存的感情，所以才使受到外物触发的感情得以充分地发泄出来。（归按，这个反驳初看似乎有理，但实际仍然没有驳倒秦客，而且等于没有回答秦客的诘难。秦客说，不能因为同听一曲，哀乐俱现这种现象就否定声有哀乐。所以会发生如此现象，是因为听众对乐曲的哀乐还没有听懂。现在嵇康说，为什么奏一支快乐的曲子，反而会使人悲哀呢？实际秦客在上文已经回答了，就是“声化迟缓，不可卒移。”）您诘难说，偏重之情遇到外物便流露出来，所以使得哀乐之情同时得到反应。说到哀伤，有时是因为见到死者生前的坐几和手杖而流泪，有时是因为看到了死者生前用过的车子和穿过的服装而悲哀，只是为人死物在而感伤，为事迹显著人却离世而痛心。悲哀之情所以积聚都是有来由的，并不是头碰到地就会产生悲哀，面对筵席就会流下眼泪，现在没有坐几、手杖来触发感情，听到了和声就掉下眼泪，这不是和声所引起的感情无不出于自身的吗？（归按，这里包含着的逻辑错误在自相矛盾。既云哀乐之触发皆自有由，不是随随便便，只要接触任何外物都能触发哀乐之情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听本无哀乐的和声就会下泪呢。这一大段里嵇康的反驳都是有隙可击的。）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秦客诘难说，您说喝酒畅快时弹起琴来，听的人有的欢快，有的悲哀，想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偏重之情受到外物触动而发露。现在且让我凭心而论，再用实际效果来验证。人心不快乐就悲伤，不悲伤就快乐，这是情感的大致情况。然而哭泣是悲哀的极点，笑声是欢乐的表现。聆听齐楚之曲的人，只看到他们脸上有哀伤的表情，却从未见到他们露出欢笑的容貌。这一定是齐楚之曲是以哀伤为本的，所以听众都对乐曲作出相应的反应。哪里只是因为乐曲多沉重而少变化，才导致听众精神专一，思维集中呢？如果听众真的哭泣了，那么音乐中有哀乐就完全可以肯定了。（归按，秦客又提出一个新理由，就是人们在听齐楚之曲的时候无不满脸悲伤，却从不见人有欢笑的样子，这不是说明齐楚之曲是有悲伤的吗？这个理由是以事实为依据，是能说明问题的。还有没有被反驳的空间呢？且看下文。）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虽然人的感情受到哀乐的感发，但哀乐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再说哀乐的极致不一定都有同样的表现。小悲哀只是容貌上有变化，强烈的悲哀就会哭泣，这是悲哀通常的表现。小快乐只是神色喜悦，极度的快乐就会发出笑声，这是快乐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亲人安宁，自己就会快乐而放松，无拘无束。等到处在危急的关头，勉强能过得去就算是成功，那么即使高兴也不会手舞足蹈。据此说来，这时的手舞足蹈还比不上先前的自在安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笑容虽然出于欢快的心情，却自有形成的道理，并不是响应声音的器具。（归按，这是说笑噱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原因，例如碰到什么喜事，中了一个什么奖，得到了领导的表扬等等，并不是因为听音乐的结果。）这是因为快乐虽然应声而起，实际上却是自己得到的。悲哀之情受到感触，以流泪作为表征。流泪因为容貌发生变化容易被人们发现，自在安闲是精神宁静，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人们只注意到他们容貌的变化，却看不出不变神色中的内心情感；能够区别外在的变化，却不能体会他的内心感情。然而欢笑不体现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难道只是齐楚之音吗？现在不到悠闲的内心中去寻找快乐，却因为听音乐时没有现出笑容就说齐楚之音悲哀，岂不是只知道悲哀，却不懂得快乐吗？（归按，这一节反驳秦客的诘难。秦客的诘难是以哀乐同致，即悲哀与欢乐的表现是一样的—一一样是指都会体现在容貌上——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所以为嵇康所乘。嵇康的反驳就是从对方的前提入手，着眼在哀乐的不同致，二者的表现不一样，悲哀则会让人流泪，喜悦则未必会发生容貌的变化，人们不会在神色间觉察其异，所以不能根据无笑噱就断定齐楚之曲就一定是悲哀的。嵇康的反驳真是很巧妙，也体现出他的擅长，就是善于辨别事物间的差异，即使是很细微的差异。这个反驳是成功的。但从全文的全局而言，仍然是回到了第一段的基点，只是保卫了声无哀乐论，用嵇康的话来解释，人们在听齐楚之曲的时候，固然有悲哀，但也许有喜悦呢，只是喜悦不像流泪被人觉察，而是藏于心中，不为人知而已。）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秦客问道：孔子说过：“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如果照您所说，所有的哀乐之情都不包含在音乐中的话，那么改变风俗又靠的是什么呢？另外，古人谨慎对待靡靡之音，抑制淫荡的音乐，所以说“要摒弃郑声，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然而郑卫之音……，敲击鸣球来协同神和人的关系。请问郑声、雅乐风格盛衰的极点在何处？风俗的改变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才取得？希望听到您的指教，以解除我的疑惑。（归按，秦客的意思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明音乐中是有哀乐的，是音乐中的感情对社会发生了感化作用。音乐本有感动人心的作用，也有教化的功能，这是有道理的。嵇康有没有回答这个质疑呢？）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主人回答道：人们所讲的改变风俗这种情况，一定紧承在社会衰弱之后。古代的王者，上承天命治理万物，一定尊崇万事简单易行的教导，实行清净无为的治理。君王清静无为地身居高位，臣民恭顺地居于下位，潜移默化，天人和谐安宁，干枯的万物都沉浸在雨露中，宇宙群生都沐浴在幸福中，扫荡尘土污垢，人民安宁快乐，各自追求幸福，默默遵从大道，人们胸怀忠义，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和谐之情充满心中，安详之气流露于外，所以用唱歌、跳舞来宣泄感情。（归按，这又是不自觉地承认声有哀乐论）然后再用辞采来修饰它，用风雅的音乐来宣扬它，用乐曲来传播它，用“太和”之音来激发它，引导他们的精神气质，养成他们的感情，顺应他们的情性，把它们引上正途并使它们明显起来，使他们的内心与理一致，情感与音乐互相应和，沟通融合，以成就它的美。所以欢乐的感情体现在乐器里，光明正大的感情表现在音乐中（归按，声有哀乐论）。如此推广开去，那么各国都受到感化，如同花草茂盛，秋兰吐香，没有约定却大家共同信守，没有商量却大家同心协力，默默地相爱，就好象展开了锦绣绮罗，真是光彩夺目啊。大道的隆盛，没有比这更兴旺的了，太平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彰显的了。所以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法了。”（归按，这一段话的主旨还是要否定声有哀乐论。嵇康的意思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不是说用乐中的感情去感化听众，而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的情欲，那又是抑制不住的，必须加以泄导，这样才会减轻对社会的压力，而音乐就具有这种泄导功能。这个解释也是符合《乐记》精神的。）然而音乐作为本体是以人的精神为主的。（归按，“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这句话有点费解。如果照现在这样的译法，岂非声有哀乐论吗？）所以没有声响的音乐是老百姓的父母啊。至于各种音调汇集，人们爱听的那种曲调，也都总称为音乐，然而风俗的改变，却不是依赖这种音乐的啊。（归按，这一段围绕如何理解“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展开。秦客的理解是一般人的理解，认为音乐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端赖其中的哀乐感情，音乐是有内容，有感情的。嵇康的理解则相反，首先，他认为风俗的移易根本不是由音乐来改变的，而是相反，首先是因为社会风气好转了，人们心情舒畅了，便情不自禁的要来叙志宣情——这样的说法不自觉地走向声有哀乐论，所以音乐是体现了大道的兴盛，音乐是移风易俗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经过这样的解释，“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句话就从原来指方法变成了指结果。意思是：移风易俗的结果没有比在音乐中体现得更好的了；其次，嵇康也不否认音乐有改造人心的作用，只是这种改造不是教育而是心理治疗。他认为音乐有泄导人情的功能，恶劣的情欲通过音乐宣泄出来后，心理就平衡了，就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在此过程中音乐也是无须凭借内容的；最后，嵇康区别作为本体的音乐和具体的音乐。他认为无声之乐才是根本的，至于具体可听的音乐却与移风易俗无关。）声音和谐地组织在一起，这是人的感情所不能克制的。所以古人知道情感不可放纵，便抑制它泛滥；知道欲望不能断绝，便引导它走上正轨。（按，这又在无形中走向了声有哀乐论）所以制定了可以奉行的礼节，创作了可以引导感情的音乐，使得嘴巴不充分享受天下的美味，音乐不穷尽美妙的声音，找出首尾的适合部分，寻求聪明和愚笨的中间点，确立标准，让远近的风俗一致，享用却不用光，这也是用来凝结忠信，表示内心不变的方法啊。然后学校教育也紧紧跟上，让乐器与礼器并存，舞蹈与礼节一起使用，雅正的言论与美妙的音乐一起发出。使人要听到这个音乐，必定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要观看这种舞蹈，必定会尊崇这种礼节。礼节好比是宾客主人见面，先行升降之礼，然后再应酬往返。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分寸，声音的节奏，作揖谦让的礼仪，举动的度数，都要互相配合，合为一体。君臣在朝廷上使用，平民在家庭里使用。少年时学习，到年长仍不懈怠，内心安宁而坚定，一天天地改掉缺点，走向善良。然后用敬重之心来对待，用稳重的态度来坚持，时间虽久却不改变，然后教化成功。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所以朝觐宴会聘问设宴，美好的音乐一定是有的。所以国家的史官采集反映风俗盛衰的诗歌，交付给乐工，用乐器演奏出来，使说话的人不会以言获罪，听到的人能够引起充分的警戒，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归按，此接上段进一步申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嵇康意谓，移风易俗者，不纯为乐。礼乐相须，闻乐识礼，乐表礼实，如此方能移风易俗。纯用音乐，无此实效也。以上两小段都是反驳秦客关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理解。同样显示嵇康的高度的思辨能力和论辩技巧。其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对这句话作出了新解释，用声无哀乐的观点来解释，而且解释得有理有据。）至于郑声，是音乐中最美妙的。美妙的音乐打动人，犹如美女迷惑人使人丧失志向。沉溺于游乐美酒，容易抛弃正事，如果不是非常杰出的人，谁能抵御这种诱惑呢？先王担心天下沉溺于享乐而不返回正道，所以具备了八音，却不亵渎这种声音；保有太和之声，却不穷尽它的变化；捐弃曲折细微的声调，使人们欢乐却不过分，犹如祭祀仪式上的大羹不用五味调和，不穷尽鲜美的滋味。至于那些平庸浅近的音乐，声音并不好听，又不是人们喜欢的。假若统治者离开了正道，国家丧失了秩序，男女私奔，淫乱没有节制，那么风气因此发生变化，风俗因为爱好而形成。崇尚他所向往的，那么人们就会肆意乱来；喜欢做他们习惯的事，那又怎么批评他们呢？他们依托声音，配上乐曲，拉长了声调，真诚的内心被语言所打动，内心被和声所感动，风俗一起形成，因此就用郑声来称呼它。然而被指称的音乐，其中并没有淫荡邪恶。淫荡与端正同出于本心，这样雅声和郑声的本体也就可以看出了。（归按，这一节是说，郑声和雅声一样也是没有内容的，只是因为曲调好听被那些淫荡的人欣赏，以致被误解为是淫荡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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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邱。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登上这座楼来眺望四周，暂且在闲暇的时光消解忧愁。（我）看这座楼宇所处的地方，实在是明亮宽敞少有匹敌。携带着清澈的漳水的浦口，倚临着弯曲的沮水的长长的水中陆地。背靠着高而平的广大的陆地，俯临水边高高低低的地面上可以灌溉的河流，北边的重点是陶朱公放牧的原野，西边连接着楚昭王的陵墓。花果遮蔽原野，谷物布满田地。但即使（这里）的确很美却不是我的乡土，又怎么能够值得我在此逗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 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我因为）逢上纷乱混浊的乱世而迁移流亡（到这里），到现在已经超过漫长的十二年。心中思念故乡希望归去，谁能忍受这种（思乡的）忧思啊！凭靠着楼上的栏杆来（向远方）遥望，面对着北风（我）敞开衣襟。（北方的）平原（是那么）遥远，（我）纵目远望，（视线）被荆山的高峰所遮蔽。道路弯弯曲曲又长又远，河水浩大无边深不可测。悲叹故乡被阻隔，眼泪横流情不能禁。昔日孔子在陈国的时候，发出过“归欤”的叹息。钟仪被囚禁（在晋国）而演奏楚国的地方乐曲，庄舄（在楚国）做了大官但仍说家乡越国的方言。人思念故乡的感情是相同的，岂会因为穷困还是显达而表现不同？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 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 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念及时光的流逝，等待天下太平要到什么时候啊！（我）期望王道平易，在太平盛世施展自己的才能。担心像葫芦瓢一样徒然挂在那里（不被任用），害怕清澈的井水无人饮用。漫步游息徘徊，太阳很快就下山了。（接着）刮起了萧瑟的寒风，天色也阴沉沉地暗了下来。野兽慌忙地左顾右盼寻找兽群，鸟雀也纷纷鸣叫着展翅高飞。原野一片寂静没有游人，（只有）征夫在行走不停。（我的）心情凄凉悲怆而且感伤，心中也充满了忧伤和悲痛。（于是）沿着台阶走下楼来，心中却气愤难平。（一直）到了半夜还不能入睡，惆怅徘徊翻来覆去睡不着。　　 参考资料： 1、 胡国瑞 等．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436-439 2、 巨 才．辞赋一百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56-57

一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予？”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张袂成阴 一作：张袂成帷）　　晏子出使到楚国。楚人因为晏子身材矮小，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门请晏子进去。晏子不进去，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门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狗门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没有人可派吗？竟派您做使臣。”晏子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就能遮天；挥洒汗水，就是下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打发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各有不同的规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有德有才的君主所在的国家，没有德没有才的人被派遣出使到没有德没有才的国王所在的国家。我晏婴是最不贤，没有德才的人，所以只好出使到楚国来了。” 二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对身边的大臣说：“晏婴是齐国的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现在 他正要来，我想要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侍臣回答说：“在他来的时候，大王请允许我们绑着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他）是做什么的？’（我则） 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大王（接着再）问：‘（他）犯了什 么罪？’（我就）回答：‘（他）犯了偷窃罪。’" 三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名小官员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来。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做什么的人？’（公差）回答 说：“（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的吗？”晏子离开座位回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子相像罢了，他们的果实味道却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水土地方不相同啊。老百姓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偷东西，莫非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善于偷东西吗？”楚王笑着说：“圣人不是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

’王曰：‘寡人自为知。

’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

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庞葱 一作：庞恭) 　　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庞葱对魏王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

”庞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

”魏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

”庞葱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

”魏王说：“我相信了。

”庞葱说：“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清楚的，但是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像真有老虎了。

如今邯郸离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毁谤我的人超过了三个。

希望您能明察秋毫。

”魏王说：“我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庞葱告辞而去，而毁谤他的话很快传到魏王那里。

后来太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庞葱果真不能再见魏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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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

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

”楚国有个祭祀的官员，给手下办事的人一壶酒和酒具。

门客们互相商量说：“几个人喝这壶酒不够，一个人喝这壶酒才有剩余。

请大家在地上画蛇，先画成的人喝酒。

”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

”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遂饮其酒。

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一个人先把蛇画好了。

他拿起酒壶准备饮酒，就左手拿着酒壶，右手画蛇，说：“我能够给蛇添上脚！

”没等他画完，另一个人的蛇画成了，夺过他的酒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么能给它添上脚呢？

”于是就把壶中的酒喝了下去。

那个给蛇画脚的人最终失掉了那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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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叹惜我年老日渐衰弱，岁月匆匆一去不复返。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登上苍天我要高高飞翔，越过群山离家日益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霑濡。观看长江黄河迂回曲折，遭遇四海风浪沾湿衣衫。 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攀上北极星我稍稍休息，吸引清和之气充肠疗饥。 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命令朱鸟高飞前面导引，乘坐太一象车稳稳行移。 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左苍龙行蜿蜒驾为左骖，右白虎奔驰骋驾在右翼。 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後车。让圆圆的日月且做车盖，叫婀娜的玉女车后随移。 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虖昆仑之墟。在旷远幽暗的空中奔驰，在高峻的昆仑山上休息。 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虖神明。欢乐达到极点毫不厌倦，愿意伴随神仙从容游戏。 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渡过丹水继续向前驰骋，观看右边大夏遗风古迹。 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黄鹄展翅高高飞在天上，方知高山大河纡曲回肠。 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黄鹄直上云霄凌空飞翔，这才看清了天圆与地方。 临中国之众人兮，讬回飙乎尚羊。俯视中原大地芸芸众生，腾驾旋风空中徘徊游荡。 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到达了少原的荒郊野外，看到赤松王乔在少原旁。 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二位仙人拥瑟调理丝弦，令我赞叹一曲清商悠扬。 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心神安适自得终日快乐，吸饮天地六气自由翱翔。 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想那长生不老永为神仙，还不如回到久别的故乡。 黄鹄後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黄鹄没能及时远寄仙界，反遭猫头鹰的群起伤害。 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神龙落在陆地失去大海，会被蝼蛄蚂蚁欺凌侵害。 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那黄鹄神龙尚且如此啊，何况贤者遭逢混乱时代！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年纪渐老身体日益衰弱，时光如水流逝永不停息。 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世俗人不停地随波逐流，众邪恶聚一起矫改正直。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有的人苟且聚合求升迁，有的人隐居深藏在高山。 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最苦恼称量事物不明察，最怨恨轻重不分同衡权。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謣。有人随风使舵苟合谄媚，有人刚正无私直言敢谏。 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伤国君竟如此善恶不分，搓绳索不分茅草和丝线。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当今世俗人都幽昧昏暗，混淆是非黑白美恶不辨。 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抛弃山中美玉渊中龟，反把破石块当宝齐称赞。 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梅伯屡屡劝谏终遭菹醢，来革阿谀顺从掌握大权。 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悲痛仁人志士尽忠尽节，反被无耻小人陷害暗算。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比干忠言直谏却被剖心，箕子披散头发佯装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河水背离源头就会枯竭，树木脱离树根不能生长。 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不是看重性命害怕祸难，是痛惜虽伤身无功报偿。 已矣哉！算了吧！ 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独不见那鸾凤高高飞翔，群集在旷远的原野蛮荒。 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後下。回旋飞行四方纵观天下，看见大德之人才肯下降。 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那圣人具有超凡的品德，能远离浊世把自己珍藏。 使麒麟可得羁而係兮，又何以异虖犬羊？假使麒麟被关在笼子里，他又有何不同于犬和羊！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 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 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如今那些卖奴婢的人，给奴牌穿上绣边的衣服和丝边的鞋子，然后关进交易奴婢的栏中，这种服饰是古代王后穿的，只是进庙祭祀才穿平时都不穿的，但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穿。那种白皱纹纱作面子，薄细绢作里子的花边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却用于招待客人时装饰墙壁。古代百姓为了侍奉天子和王后而适当节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墙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妓可以用皇后服饰，这样做而要天下的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也穿质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民众的习俗已经到了最无长幼、最无尊卑、最犯上做乱的时候，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作为”，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义恩惠，一心只想兼并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媳妇和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他们只知道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然而由于齐心并且抓住了时机，还声称要拔取六国，兼并天下。秦的功业虽然成了，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信奉兼并的法则，追求进攻的事业，使天下风俗大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狡诈的人欺侮老实的人，胆大的凌辱怯弱的人，年轻人侵犯老年人，其社会混乱达到极点。因此，高祖皇帝负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国，天下人追从他的德行。过去还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变化。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今天最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有的伪造文书取走官粟近十万担，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些人不行道义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用移风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这绝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至于确立君臣的地位，规定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讲礼义，六亲之间守尊卑，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以设立这些规矩，是因为不设立就不能建立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治理社会，社会就会垮掉。《管子》上说：“礼义廉耻，这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确立，国家便要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怎么会不为不讲礼义廉耻而寒心呢！秦王朝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万众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便被灭亡，如今礼义廉耻还没有完备，所以邪恶之人侥幸得势，而民众心存疑惑，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使邪恶之人无法侥幸得志，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这一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长享太平，后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国法度。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这就像横渡江河却没有锚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夏朝的天子传了十几代，然后由殷商继承。殷商的天子传了二十几代，然后由周继承。周朝的天子传了三十几代，然后由秦继承。秦王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维持了长期的统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别残暴无道呢？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举行礼仪，让官员背着，主管该事的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地到南郊相见，这是见天。沿途经过宫门一定下车，经过宗庙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礼义。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身体安全，傅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德义，师的职责是教育训练太子智慧，这是三公的职责。同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的职责是与太子一同生活，为太子做出榜样。所以太子在幼年时期便获得了并于仁义道德的知识。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礼、义辅导训练太子，赶走邪恶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天子审慎地选取天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经的事，所听到的都是正派的语言，所实行的都是正确的原则，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一直与正直的人相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喜欢吃的东西，一定先为他传授学业，然后才给他吃；选择太子高兴玩的东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练习任务，然后才让他玩。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样。”等到太子年龄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时候，便送他到学馆学习。学馆，就是朝廷贵族子弟就读的馆舍。《学礼》上说：“帝入东学，学习尊重父母，崇尚仁爱，于是有了亲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学，学习尊重老人，崇尚诚实，于是有了长幼差别，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学，学习尊重贤人，崇尚恩德，于是由圣贤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职，功业不被遗弃；帝入北学，学习尊重显贵，崇尚爵位，于是有了贵人和贱人的等级差别，下级不敢越权犯上；帝入太学，跟着老师学习道德原则，学习之后就到太傅那里接受考试，太傅处罚他的锗误，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长，治国的道理也就获得了。这五学既然已经被帝王掌握，那么黎民百姓就可以通过教化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成年举行了冠礼，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便又有负责记过的史官，有负责进食的宰夫，负责进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负责劝谏戒恶的人把他的恶行记录在木板上，那些敢谏的人还可以击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诵古诗相劝，乐工弹奏规劝的曲调，大夫进献计谋，士人传达人民的言论。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没有羞愧的事情；教化与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养成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仪规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时候要迎接夕月，这是用来弘扬敬道的办法；春季和秋季人学时，教室里坐着国家元老，帝王要拿着醯，亲自馈赠给他们，这是用来弘扬孝道的办法；出门远行则在车马上配上铃铛，慢行则符台《采齐》的音律，快走则符合《肆夏》的音节，这是用来掌握节度的办法；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活着便不杀它吃，听到过它的叫声便不吃它的肉，因此远离厨房，这是长施恩惠，并且弘扬仁德的办法。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它崇尚的是奸诈；本来就不崇尚礼义，它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头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廷，把有远见卓识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难道说这仅仅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主要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的缘故。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民间谚语说：“不要学习做官的办法，只要观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说：“前车覆，后车诫。”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统治，看它们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却不加以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却不注意避免，这样，汉朝廷又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存与亡的变化规律、治与乱的关键要旨便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完全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到对方那里去生活，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必定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证天下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锅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 刖笞 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 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愉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而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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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汉军已经占领我楚军阵地，汉军军营传来的楚歌歌声四面缭绕。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大王（项羽）您的霸王气概都已不复存在（准备血战而死），我还有什么理由抛弃你而独自苟且偷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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