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

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

”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

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

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

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

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

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

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

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

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

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

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营营是谋求的意思；

炎燠是指天气极热。

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

“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

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

“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

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

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

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

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

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

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

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

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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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

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

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

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

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

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

《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

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

”马说甚是。

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

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

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

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

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

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

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

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

”《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

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

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

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

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

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

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

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

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

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

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

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

”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

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

《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

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

……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宗元所论正是本此。

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

《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

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

’疾病则曰：‘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

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

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

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

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

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

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

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

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

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

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

”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

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

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

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

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1、 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J].古典文学知识,2008(02)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

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

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

“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

“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

次句点题，写“闻猿”。

“哀猿何处鸣？

”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

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

“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

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

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

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

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

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

泪已流干，愁肠寸断；

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

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

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

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

妙在抒情不落俗套。

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

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

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

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

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

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1、 周萧天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06月：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