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的一系列宫闺怨诗中《闺怨》尤为突出。

诗题为《闺怨》，起笔却写道：“闺中少妇不知愁”，紧接着第二句又写出这位不知愁的少妇，如何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凝妆”登楼远眺的情景。

于是，一个有些天真和娇憨之气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

闺中少妇果真不知愁吗？

当然不是。

读过全诗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位丈夫远征他乡，自己独守空房的少妇，即使在唐朝封建礼教尚不严格束缚妇女的时代，她平日里也是不能随便出门的。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

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

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

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

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

　　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

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

　　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

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

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

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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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身悔作商人妇，妾命当逢薄幸夫。

别时只说到东吴，三载余，却得广州书。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

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

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

“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

“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

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

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

”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

总以行踪无定。

”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

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

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

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

”不怎么知名；

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

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

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

”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

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

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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