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机构与传奇间谍

斯塔申斯基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冷面杀手斯塔申斯基 只要轻轻扣动板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

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 3．1初入谍门 几个月来，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

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

仔细观察他的行动或者和他正面接触，比如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而最为重要的，他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他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苏联完全是两码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

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苏联主子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他的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

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

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

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

”这位领导人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

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原来在于准备谋杀他。

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特务的会见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

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

这武器表面看来是绝然无害的。

它是一根金属管。

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

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

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

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

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

“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

“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

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

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

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

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

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

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

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

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

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

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

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

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

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

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

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

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

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

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

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

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

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

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

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

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年轻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护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苏联提供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

作为报酬，他的家庭成员将免遭逮捕。

谈话后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

他的化名叫“奥列格”。

在以后的时间里，斯塔申斯基为了执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了下来，并上报那位上尉。

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必须尽快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抵抗团体，设法搞清楚那位亲苏联、反天主教的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谋杀的详细情况。

并再次受到威胁，如果他不再帮助他们干的话，他的双亲和姐妹将被驱入集中营，事实上，苏联人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国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为借口，设法打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地下团体。

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地进行了汇报，结果，国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说，既然乌克兰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他就再也不能国家了。

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须放弃学业，加入国家安全部。

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偶尔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小笔钱和被领导拍拍肩膀。

但是当斯塔申斯基说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绍给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里的一些乌克兰地下运动组织成员之后，他便以其情报质量之高给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

他向苏联人提供了加兰的谋杀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苏联的薪金名册上列名，月薪9oo卢布。

3．2性命游戏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

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罗斯”。

在基辅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还被授以德文和间谍知识。

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并入克格勃。

斯塔申斯基被允许同他的双亲见面，但只能告诉他们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身份：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的一个日耳曼族人。

斯塔申斯基为了扮演他一生中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训练是极端彻底的。

在苏、波特务机关军官的陪同与监视下，他使用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姓“凯佐”。

在波兰，莱曼到曾生活过的重要的地方旅行，并熟悉这里的一切。

最后，斯塔申斯基被带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占区，移交给了他将来的苏联上级军官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

无须赘说，约瑟夫·莱曼，这个他将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

甚至在基辅训练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不放松他的训练，交给他全套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任务来检验他。

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后，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监视。

1956年，斯塔申斯基开始被克格勃启用。

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

作为“莱曼”，他必须同一个化名叫比萨加的乌克兰移民建立联系。

比萨加一面任职于一个乌克兰流亡组织在慕尼黑发行的反苏报纸《乌克兰独立报》编辑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细在这个德国城市里进行活动。

然而，斯塔申斯基一点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务机关业已获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

他们已将他同比萨加谈话的情景拍了照片。

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比萨加是莫斯科的特务，由此他们推断斯塔申斯基是在为同一个主子工作。

但是，这时西德国家安全部机关已为克格勃所渗入。

那个机关的苏联科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苏联特务。

他很可能将关于斯塔申斯基的情报压下不报。

斯塔申斯基这时已成为一个忠实的苏联间谍，否则苏联人绝不会考虑派他去杀人。

原先他仅以为盯列夫·里贝特的梢，以便适当的时候将其劫持回乌克兰，而决没有想到要执行杀害他的命令。

作为见习斯的间谍，斯塔申斯基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他被要求尽可能查明里贝特所有的活动及日常工作规律。

在对里贝特进行侦察时，里贝特一离开卡尔斯普勒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

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踪自己，又好像里贝特早已认出了他。

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

他环视周围的一切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

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

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

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

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

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

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

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

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

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

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

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

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

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

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

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

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

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于卡塞尔。

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

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

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

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

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

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

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

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

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

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

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

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

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

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

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

危险更多。

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

不仅如此，糟糕的还在于如果干得不利落，而一旦被侦破，克格勃也许就会无情地放弃你，把你推上断头台。

斯塔申斯基开始了对班德拉的盯梢，他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

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

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手中紧紧扼着他的武器，准备随时发射。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总之，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那只手没有扣动板机。

这样，在他离开时，他将他的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就像他杀里贝特之后所做的那样。

为了哄骗克格勃分子，他审视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门锁，然后，他弄断了那把万能钥匙。

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却自相矛盾。

克格勃为了进一步追捕乌克兰流亡者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个心理上的把戏，他们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双亲所在地，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会面机会，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心理上对斯塔申斯基的继续控制。

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

这一次该怎么干，他再明白不过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气晴朗，阳光柔和。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继续从齐伯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里对班德拉进行监视。

这次他再也无法犹豫，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

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

突然，一辆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

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

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

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

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

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

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

“不上班吗？

”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

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

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在那里，斯塔申斯基被塞尔盖介绍给东柏林克格勃的头面人物，这位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勋。

接受红旗勋章，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意想天开之事，他从来没有得过如此高的奖赏。

他内心一阵兴奋。

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与他亲爱的英格·波尔分别，甚至可能是从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

他痛切地知道，这种奖励只是一种虚幻骗人的东西而已，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次杀人的细节，克格勃问得要比上次仔细的多。

几个苏联人对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检查，并且告诉他，“这次谋杀并没有做得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

”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作了调查。

而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脸上被玻璃碎片划破的地方。

德国警方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下来前，斯塔申斯基应当留在莫斯科。

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

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然后详细询问了班德拉被谋杀的经过和现场情况。

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

3．3逃离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尔。

他为曾向英格说过一次谎而担忧。

当时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去莫斯科，而谎称是去波兰出差。

这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行当，并拿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干杀人的勾当。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向英格启齿，吐露自己的真情。

在这期间，他的克格勃领导人塞尔盖向莫斯科方面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

莫斯科方面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

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

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叫他因此露馅。

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

于是，这位克格勃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

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

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

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

而是苏联国家保安部的一名成员。

“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在一月份双双来莫斯科，同时你坚决不能把你谋杀里贝特。

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

”克格勃的头子坚决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执行，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

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

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

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

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

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

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

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

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他毫不顾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

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静静地望着月亮，他等待着英格的回答。

英格对听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静，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

房间是那样的宁静，两个人呆坐在那里，谁也不愿说话，谁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静。

“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

”英格疑惑地问道。

“这样一个行动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划好，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

”斯塔申斯基解释说。

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

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

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

事实上，他的德语水平不是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

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

他想起，克格勃曾坚持要他回莫斯科学英语，这正是他所渴望的。

然而想到谋杀，他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语国家再次充当杀手？

他咽回了要对英格讲的话。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

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对待他俩将要出逃这一危险计划。

她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

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师，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

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

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

他们俩人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

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

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

他们也在猜测着自己的命运。

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

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

他们被获准结婚。

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

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

1960年5月，他们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

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人，由这位女人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

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

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下的不安。

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

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简直一样的可怕。

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冰的枪口。

无论他逃往何处，克格勃的魔爪都会向他伸来。

一天，早就怀疑寓所内装有窃听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彻底检查一下住房。

果然，他发现那儿藏有一台磁带录音机。

现在他们完全清楚了，不仅他们同亲友的来往书信受到检查、每次外出受到监视，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窃听装置。

从此以后，他俩要说什么秘密话，要么只能去公园，要么就只能用纸进行笔会，用完之后立即将这些字纸小心地烧掉。

“这不是生活，简直是个活地狱，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逃去。

”英格在走向公园的路上激动地对斯塔申斯基说道。

她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还有更使他们震惊的事。

9月，英格发现她怀了孕。

他俩兴奋不已，斯塔申斯基顺便向他的克格勃领导提起了此事。

结果，这位克格勃头子怒气冲冲，而且命令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涯将会中断。

“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儿生活，”这位克格勃领导威胁地说道。

面对残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无言以对。

回到家里，他愤怒地告诉了英格。

也许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决蕃笼。

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斯科。

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

他设法说服他的克格勃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

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他甚至用他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

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出国许可证。

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

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

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她无论如何要设法把她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给他的丈夫，请求谢列平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她的身边照顾她。

英格离开莫斯科不久，克格勃发给斯塔申斯基一份“红旗勋章”的证书，宣布他“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9年11月6日颁发的政令”，投予他红旗勋章。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

为了实现出逃计划，他想法住进了医院，设法拖延她的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

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丈夫发了一份电报。

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

他即刻打报告给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

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了拒绝，相反，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

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

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

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

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死了。

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

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

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

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在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之后，他可对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

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个通知，他可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

在东柏林，他们见到了那里的克格勃领导，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必须接受密切监督，因为这孩子有可能是美国间谍为了诱使斯塔申斯基离开莫斯科而毒死的。

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

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

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变成了生活的严酷现实。

“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

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

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

我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

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愚弄我们的监视者。

”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着实令斯塔申斯基担忧，他担心到关键的时候，英格会不得不去参加葬礼，她的感情会使她不愿逃跑，失去良机。

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

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拿到墓地。

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

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克格勃的视线。

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

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

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

在东柏林，他们在舍恩豪塞——阿里车站上了一列电气火车。

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

他们终于逃出了虎口，来到了西方。

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

他们走后几小时，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

为什么这段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

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

等等，问题令人费解。

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斯塔申斯基这位克格勃的杀手，他所杀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对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乌克兰地区内的还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们的领袖。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

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

”。

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

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

为了彻底掩盖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

而现在，她又悄悄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