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

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

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

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

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

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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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

虚荒，虚假荒谬。

小说，无足轻重之说。

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

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

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

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

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

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

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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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这首诗是赞扬李白的诗歌及其才识。

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的诗歌想落天外，气势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语言流畅自然，诗风豪迈飘逸；

杜甫的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在诗歌格律、炼字、奇崛等方面对后世的韩愈、孟郊、江西诗派等都有重大影响，有一定的流弊。

而元好问崇尚的是雄浑自然的风格，对于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因此，这里元好问以 “总为从前作诗苦”而“憔悴”杜甫来反衬李白笔底银河，奔流直下，一气呵成。

另一方面，元好问认为李白不光文才卓异，而且也是象鲁仲连一类的人物，关注现实，有政治才能，不为官而周游各地，排难解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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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这首诗是批评卢仝的追求险怪的诗风。

中唐时追求险怪诗风的主要是韩孟诗派。

韩愈的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

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景物；

展开丰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诡谲的构思，创造匪夷所思的形象；

以文为诗，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就生，因难见巧。

韩孟诗派开一代诗风，在创造出雄奇险怪的意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难免流入另一种险怪艰奥，拼凑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

卢仝受到韩愈的影响，诗作过于好奇逞怪。

元好问否定了这种诗歌风格，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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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这首诗回顾了宋诗的发展，批评苏黄后学抛弃欧、梅关注现实、平易自然的诗风。

宋太祖到仁宗（960－1063）约100年时间里，文坛上总的倾向是承袭晚唐余风，内容单薄，文风华靡。

尤以取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缺乏李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门模仿李诗的艺术外貌，只注重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工力。

这种诗风一直到北宋中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继韩柳提倡古文进行诗文革新才得以扭转。

因此元好问称“百年才觉古风回”。

“元祐诸人”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其诗歌成就及流弊参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

“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

朝廷患之。

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门人亦讳言是其门人，所以元好问说“讳学金陵犹有说”。

但是苏黄后学、江西诗派不注重思想内容，一味求奇求变，连欧阳修、梅尧臣都废而不学，元好问责问批评了这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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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

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

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

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

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

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

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

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

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

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

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

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

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

“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

“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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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

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

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

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

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

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

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

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

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

然则江西派究何如。

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

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

《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

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

（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

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

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

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

《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

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

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

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

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

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

”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

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

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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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首诗是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

陈师道的作诗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着意于锤炼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名句，意象清新，浑然天成，写出了盎然春意。

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反对雕琢粉饰，因此这里称赞谢灵运的这个名句万古常新，进而讽刺陈师道闭门觅句，只是徒然浪费精神，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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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

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

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

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

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

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

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

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

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

张、晁成就不大。

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

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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