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饥渴而顿踣 一作：饿渴）　　蒋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但这不过是欺骗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逼迫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流亡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世上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皇帝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第二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个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蒋氏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可怕。 　　这话怎么讲呢？蒋氏说了这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遭遇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小诗情趣盎然，诗人以淡逸清和的笔墨构画出一幅令人迷醉的山水晨景，并从中透露了他深沉热烈的内心世界。

　　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

但是，诗人并非孤立地为渔翁画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渔翁的形象之上。

完整地看，构成诗篇全境的，除了辛劳不息的渔翁以外，还有渔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这两者在诗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规律特点而发展变幻的形迹。

但同时，诗人又把两者浑然融化，渔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

由夜而晨，是人类活动最丰富的时刻，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刻，本诗即以此为景色发展的线索。

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全诗共六句，按时间顺序，分三个层次。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这是从夜到拂晓的景象。

渔翁是这两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边，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显示着时间的流转。

伴随着渔翁的活动，诗人的笔触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岩、清湘、楚竹，西岩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曾极言探得西山的欢悦，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而流经山下的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湘中记》，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

诗中的“清”字正显示了湘水的这一特点。

再加以永州一带（今湖南零陵等地）盛产湘竹，于是，山、水、竹这些仿佛不经意地出现在诗句中的零星物象，却分明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画面：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图在《诗品》中有言：“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诗首二句的艺术表现特点。

这两句既设制了一个秀丽悦目的空间画面，又以夜幕初启、晨曦微露这样流动的时间感引出了下面对日出的描述，可以说在时空两方面奠定了全诗活跃而又清逸的基调。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这是最见诗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若从内容上给予整理，这两句描写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烟销日出，山水顿绿；

一方面是渔翁的行踪：渔船离岸而行，空间传来一声橹响。

然而，诗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诗句，却从自我感受出发，交错展现两种景象，更清晰地表现了发生于自然界的微妙变异。

前一句中“烟销日出”和“不见人”，一是清晨常见之景，一是不知渔船何时悄然离去的突发意识，两者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却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刹那，天色暗而忽明，万物从朦胧中忽而显豁，这才使人猛然发觉渔船已无踪影。

“不见人”这一骤生的感受成为一个标志，划开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实生活中的日出过程得到艺术的强化，以一种夸张的节奏出现在读者眼前。

紧接着的“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

清晨，山水随着天色的变化，色彩由黯而明，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诗中，随着划破静空的一下声响，万象皆绿，这一“绿”字不仅呈现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给人一种动态感。

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风的飘拂赋“绿”字以动态，而柳宗元则借声响的骤起，不仅赋之以动态，而且赋以顷刻转换的疾速感，生动地显现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觉神奇。

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指出诗与画的区别时曾说：“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

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它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

……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

”（《拉奥孔》）柳宗元没有静止地去表现日出的壮丽辉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特长，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

苏东坡论此诗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

”（《冷斋诗话》）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语。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

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

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

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

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

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

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

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

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

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

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933-934页 ．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早在南朝诗人何逊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诗中，就写下“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的名句。鲍照的《梅花落》则以庭院中的杂树为反衬，赞叹梅花“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体物写志，借事明情，在诗人们笔底下的梅花，常常被引为傲视霜雪，坚贞不屈的高洁品质的象征。柳宗元的《早梅》诗同样如此。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 参考资料： 1、 王松龄，杨立扬．柳宗元诗文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05.：第19页 2、 金涛．柳宗元诗文赏析集：巴蜀书社，1989年03月：第211页-第212页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

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

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

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

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

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

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

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

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

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

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

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

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

“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

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

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

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

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

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

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

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

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

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

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

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

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

“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

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

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

“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

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

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

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

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

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

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

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

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

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

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

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

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

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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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

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

”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

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

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

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

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

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

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

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

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

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

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

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

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

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

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

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

“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

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

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

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

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

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仲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

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

物已如此，人何以堪。

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

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

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

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

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

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

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

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

“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

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

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

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

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

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

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

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

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

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

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

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

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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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译赏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站务邮箱：service@gushiwen.org